打好风险防范战略主动战 以和代战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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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

发布/2019年6月4日 3:30 AM

资料图:图为2018年4月24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格瑞艾姆·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在香港亚洲协会香港中心(Asia Society Hong
Kong)进行的《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吗》讲座宣传海报。(拖拽/保存图片可查看大图)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杂音不时在西方响起。其中,具有理论色彩的“修昔底德陷阱”一说颇为引人关注。为帮助读者准确理解其含义,客观辩证看待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更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记者围绕相关话题采访了专家学者——

文/郑永年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杂音不时在西方响起。一些人把古老的“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依据。对此,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的多位国际关系专家认为,中美可以打破国际关系的“铁律”,避免大国争霸,共同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来自/联合早报

(环球时报1月16日报道)进入2019,中美关系前景是绕不开的话题。建交40年来,从双方2005年声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到如今“陷入最糟糕时期”,只用了13年。这13年如果用重大事件标注的话,2008年可以说是美国霸权之路的重大转折点,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美国陷入次贷危机,两国国力升降反差大大增强了美国人的焦虑感、紧迫感。2009年走马上任的奥巴马喊出“我们不做世界老二”的口号,与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傲慢论”“中国修正论”“中国替代美国论”急剧升温。

世事变化——

郑永年专栏

■对抗思维误导美国祸害世界

旧学说是否适用新格局

如果说前些年人们讨论得最多的是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近来随着两国之间贸易战不断恶化,人们思考的问题不再是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是这个陷阱到底是怎样的。实际上,多年来,中美两国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认知一直是不同的。在美国方面,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对华强硬派自1990年代开始以来,一直在讨论中美之间会如何发生冲突;在中国方面,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避免这样一种可能的冲突。

毫无疑问,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转向始于奥巴马时期,但双边关系大体没有脱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都以较为克制的方式处理彼此分歧,尤其双方的战略对话有效缓解和管控了矛盾的升级。但特朗普上台后抛弃原有对话机制,迅速把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把美国国内矛盾的根源归结于中国,将民粹主义者的怒火烧向中国。在这种政策的塑造下,现在全美上下对中国的看法高度一致,民主和共和两党相互较劲,比谁对中国更狠,几乎成了美国新的“政治正确”。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2000多年前的学说,被很多人认为依然是当前国际关系的“铁律”,这种看法站得住脚吗?斯巴达和雅典争霸的一幕会再次上演吗?

如果把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贸易冲突,就会太过于简单了。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至少存在着三个“战场”,包括:一、特朗普及其团队中的一些贸易官员,他们侧重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贸易公平、规则等;二、美国国会主导的技术冷战。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不可弥合的分歧,唯独在中国问题上具有了高度的共识;三、安全和军工系统试图把中美关系引向传统意义上的冷战,即美苏那样的冷战。

寻找敌人不是美国的新做法。翻看美国240多年建国史,美利坚民族一步步成形就是靠寻找敌人得以发展和强化。20世纪90年代对外政策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谁可能成为这样的敌人。虽然小布什2000年竞选期间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但“9·11”的发生让这个词从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反恐合作伙伴”,中美关系迎来一段黄金期,美国忙于反恐,中国集中精力谋发展、更好地融入世界,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的“重返亚太”战略增加了双边摩擦的烈度,南海成为美国制造地缘政治黑洞的新抓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认为,今天的世界发展出现了新特征,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关联,这不仅大大弱化了大国对抗的意愿,更显着降低了彼此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尽管大国之间依然有矛盾和竞争,但是引发正面冲突的条件和环境都变了。人类也在不断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结了历史经验,非常具有时代先进性。”

显然,在这三个“战场”中,贸易战既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但也可以成为技术冷战甚至传统冷战的起点。历史地看,国家之间的贸易并不是零和游戏,更多的是双赢的,但战争则往往是零和游戏。可以这么认为,就大国关系来说,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是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历史节点的必然产物。很自然,贸易战不是两国冲突的终点,而是不同形式冲突的起点。可以预计,两国之间在贸易问题上和解的空间也不大,即使出现了和解,也可能只是暂时的。

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但走向对抗绝不符合两国根本利益。近几年来,中美两国学界都有一种不良倾向,有意宣扬中美冲突不可避免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认为,“修昔底德陷阱”学说的历史背景是欧洲城邦时代,与当前的历史环境完全不同,不适用于当今世界。“那个时代是资源驱动的,各国都要争夺有限的资源。今天的世界是创新驱动发展,只有各个国家加强合作,才能推动创新,取得更大发展。”

一个简单的现实是,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都具有很大的韧性和消化能力,除非两国贸易突然脱钩,否则不会对两国的经济产生即时的巨大影响。这种情况表现在两国谈判上,就是谁也不会向对方给予过多的让步。今天,中美的贸易谈判已经大大超出了纯贸易问题,而演变成了力量的较量。

美国学者渲染“修昔底德陷阱”,把中美博弈推上宿命论的轨道。也有中国学者提出60%理论,即任何国家只要GDP达到美国60%左右,就将遭到美国全面狙击。该理论以日本和苏联为例,但这是不够准确的,1985年美国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时,日本GDP只有美国30%左右。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高潮时,苏联GDP也不是美国的60%。可见,60%理论有待完善。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表示,当前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有很深的经济依存关系,降低了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此外,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在调节国际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了大国全面冲突的可能,同时人类理性也在不断取得进步,使用非战争方式解决问题正在成为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的想法。这些因素都与其他历史时期大国之间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

不过,不管贸易战如何发展,两国之间的热战也不太可能,也不需要,因为两国都是核大国。进而,中美之间也不可能用传统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美国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没有能够通过传统战争来解决问题,更不用说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针对中国,美国更可能使用传统冷战所使用过的“意识形态”武器,包括民主、人权等。不过,所有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因素可以为对方制造麻烦,但远不足以使对方屈服。如果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只要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本国社会具有吸引力,外在意识形态就很难起到颠覆性作用。

即便美国想在如今中国GDP达到其60%时予以打压,它也难有胜算。日本国土狭长,回旋空间小,经济结构严重依赖进口,所以日本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诸多条件。而美苏当年经济联系极低,与现在中美之间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更何况美国的资本家并不完全听命于特朗普,美国的产业链极不完善,特朗普想实现与中国经济脱钩也并非三五年就能实现的。特朗普的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认为,未来5至8年是打压中国、把中国踢出全球资本和技术市场的最后窗口期,这其实是在误导美国,更是在祸害世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文宗认为,中美间“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的提出,是随着冷战后中美两国间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而浮现的。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确实存在结构性矛盾。中国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美国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在经济上超越美国的宣言书。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重振美国,让美国重新伟大,中国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强国战略,“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两国的结构性矛盾”。美国政府最近发布安全报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战略对手。“修昔底德陷阱”已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也印证了中美间“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客观性,中美竞争性的加剧或将导致两国关系“滑落陷阱”。

无论是贸易战还是其他方面的冲突,这些其实仅仅是中美关系的表象。美国的真正的国家利益从来就不是这些所决定的。就其本质而言,美国外交政策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其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或者人们传统上所说的“霸权”地位。为了维持“霸权”这个最高的国家利益,美国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无论在国家层面、企业组织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也使得美国的作为具有了自我赋予的“道德性”,容易达成内部共识、获得内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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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热议——

美国的“国家利益”逻辑会使得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异常悲观。不管如何,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可以使得美国改变这个逻辑。除非美国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逻辑会继续横行世界。不管喜欢与否,大多数国家都是试图在美国的这个逻辑下“求生”的,不管这些国家是美国的敌人还是美国的盟友。

中美关系举足轻重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把这个逻辑看透了,人们对中美之间的关系不至于那么悲观。实际上,两国也有可能避开零和游戏,或者一场你死我活的争霸战争,也即前面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

张文宗认为,各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于中美关系走向均高度关注。中国与美国是国际关系中的“大象”,举足轻重,中美两国间无论是联手或“闹掰”都会对各国产生深远影响。由于各国的国家利益不同,各方对中美关系走向的期待也不一样。一方面,美国的重要盟国希望中美间的竞争更激烈些,这样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提升美国对其战略需求。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既不希望中美关系走得太近,也不希望彻底“闹掰”。如果中美关系交恶,由于地区经济一体化、中美经济深度“捆绑”等因素,相关国家无法从中受益,结果只能是一损俱损。万一中美关系掉进“修昔底德陷阱”,“这将是国际政治的悲剧,是中美战略界的失败。中美领导层、战略界、舆论界和民众都不希望中美关系以爆发战争的形式收场”。

中美关系最坏情况会是怎样

阮宗泽表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和”的基因,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是以和平为基调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平不仅蕴含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基因中,也是当前中国所追求的处世之道。中国提出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至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都是这种基因的体现。”

现实地看,人们并不难对中美关系做最坏的打算。问题在于,最坏的情况会是怎样的?既然热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美之间有可能滑向新形式的冷战。新冷战意味着中美关系不会完全重复往日美苏冷战的情形。新冷战会是怎么样的?这首先需要人们看看旧冷战是怎样的?有哪些新因素出现可以回避旧式冷战?或者中国可以做什么来避免旧式冷战、避免最坏的“颠覆性错误”的发生。当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颠覆性错误”是针对中美两国而言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中美两国都会是他方行为或者自己行为的牺牲品。

“‘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文化体系的产物,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以西方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构建起来的。中国是独立自主的文明古国,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乃至思维方式都不一样。”王义桅说,中国的周边环境复杂,也决定了中国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才能实现更大的发展。“从任何方面来说,中国都不存在争霸的可能,所以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主要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怎么想、怎么做。”

旧式冷战格局就是一个美苏之间的“战争状态”,两国关系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和被视为是“敌国”或“敌国集团”进行冲突,同时和面临同样“敌人”或者“敌国集团”的国家进行合作。这种“冲突”或者“合作”的结果就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集团。第二、在存在着两大对立集团的情形下,所谓的“国际秩序”就意味着这两大集团之间必须存在一种最低限度的秩序,即存在着一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规则,来保障国际社会最低程度的安全和稳定。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成功的外交就意味着有能力创制和维持这些规则,在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提供给另一方以生存的空间,因为一旦对方没有了生存空间,“冷战”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热战”。

避免误判——

在国际层面,两大集团又是如何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呢?经验地看,两大超级大国通过不同形式的“试错外交”逐渐确立了一些游戏规则,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冷战秩序”。这些规则意在阻止两国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为世界大灾难,即核大战。有三条规则是比较明显的。第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不向对方或者对方的盟友使用核武器,尽管有些时候两国也经常用核武器来威胁对方。第二条规则是两大超级大国之间不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和冲突。第三条规则是两大阵营之间进行有限的战争和冲突,即通过代理人所进行的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

战略沟通必不可少

不过,与其说是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倒不如说是两大集团内部集团秩序的建设。或者说,两大集团之间的内部秩序建设远较两大集团之间的竞争更为重要,主要表现在苏联集团使用计划经济模式来整合内部秩序,而美国集团使用的则是市场经济模式来整合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说,当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苏联违背了马克思“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理论,而反共产主义的美国倒是遵循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

2015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发表演讲时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两种经济模式不同,决定了两大集团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决定了集团内部各国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更决定了两大集团不同的整合方式及其支撑两大集团军事发展水平的经济能力。尽管柏林墙的倒塌有其外部因素,但主要是其内部已经腐朽不堪。

那么,哪些战略误判可能导致“修昔底德陷阱”?阮宗泽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大国之间一旦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对在西方世界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零和思维提出的警告。“习近平主席希望他们能够与时俱进,转变自己的国际关系思维。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也影响着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习近平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正是表达了中国的态度。”

尽管中美关系是否会演变到往日美苏关系还需要持续的观察,中国也须要注意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更须要认识到今天的中美关系远非当时的美苏关系。在内部,中国已经确立了中国自己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西方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但这并不反映出事实,因为事实上中国的非国有部门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6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开放经济,这和当时苏联的封闭性经济有天壤之别。在政治上,尽管中国政治仍在演变过程中,但很难演变成为西方那样的政体,并且在进行大规模建设、资源动员、应付包括战争在内的危机等方面,中国的政体表现出巨大的能力。

“战略误判首先就是美国看到中国崛起,就要围堵中国,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中美两国确实有竞争关系,但是这种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谁能领导21世纪经济新业态的竞争,是谁能推动21世纪全球共同发展的竞争。”王义桅说,如果说美国有敌人,也不会是中国,而是对于世界发展和创新的无视。美国需要警惕的不是中国,而是其他形形色色可能出现的问题。

中美关系未来图景

张文宗认为,中美在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和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基础有助于跨越陷阱。军事上两国都是核大国,都拥有摧毁对方的能力,这遏制了双方的擦枪走火,同时两国军方在避免海上和空中意外摩擦等方面有具体的操作流程,较好地管控了潜在的军事冲突。在经济领域,美方虽有通过发动经济战削弱中方经济竞争力的冲动,但中美经济利益高度“捆绑”,每年5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美方不会贸然行动,两国企业界都支持中美经济进一步融合。在意识形态领域,虽然双方在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远远没有达到当年美苏争霸时意识形态战争的地步,中国如今的发展模式,还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中美完全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同时,密集的人文交流,也缓释了两国间的潜在冲突。

在国际上,中国并没有像当时的苏联那样形成自己的排他性的“集团”。旧冷战结束以来,尽管美国开始通过把中国塑造成为其新的“敌人”来强化着其原有的同盟,或者构建新的同盟,但中国仍然没有试图建立自己的同盟。中国数十年来所强调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非西方意识上的同盟,因为这种伙伴关系是针对有关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同盟是专门针对第三国的。

吴心伯表示,对于大国关系来说,高层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比如,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保持了高频率的沟通,这种元首互动对于两国建立战略互信十分重要。中美关系走向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的互动效果如何。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把中国塑造成其“敌人”的努力并不成功,即使美国的传统盟友如欧盟诸国和亚洲的一些盟国也很难把中国视为“敌人”,因为中国没有对它们构成威胁。不过,中国没有组建同盟并不意味着中国容易被孤立;实际上,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和世界的关联和关系。多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这个事实意味着中国和世界的关联度。

王义桅表示,从当前来看,中美两国来往十分密切,已经形成了两国友好往来的现实基础。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5000亿美元,中美相互留学生人数持续攀升,每天近1.5万人往来两国之间。人民热爱和平,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强烈。这些都是中美友好的基石,也是避免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有利条件。

从这些基本面看,人们不难勾勒出中美关系的未来图景。

“对于中国倡导的国际关系,美国国内有一些强硬的反华派很排斥,但是也有人认为要认真对待。应当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的人员往来,这对于两国关系和平相处十分重要,有助于改变各种成见。”阮宗泽说。

如上所说,贸易战对中美两大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热战则非两国的理性选择,唯一可行的便是技术冷战,或者美国一些人所说的“经济战”。但在两个深度互相依赖的经济体之间进行经济战,除了两败俱伤之外,并不能出现一个明确的赢家。一个孤立的美国打不了“经济战”,就是说,如果美国要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美国就同样要结成国际联盟来排斥中国。不过,现实的情况是,美国可以在本土市场以“国家安全”或者“国家利益”的名义来排斥中国,甚至美国的一些同盟因为受美国的压力也可以排斥中国,但美国则没有任何可能把中国挤出世界市场。

“两国要加强战略沟通,继续加深经济融合,军事层面开展更多交流,就重大敏感问题达成协议,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要激化矛盾。”张文宗强调,中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要把中国的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底线说清楚,要明确告诉对方,政治渗透、颜色革命、网络颠覆、分裂中国等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这有助于减少双方的战略误判,共同跨越陷阱。

这里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本身需要继续的开放,甚至更大的开放。而这也是这几年来中国所做的努力。中国不仅承诺更大的开放政策,而且在政策实践层面在加大、加深开放程度。在世界经济层面,中国更是在实行大规模的“走出去”计划,包括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这些都有助于中国和世界的深度融合,而非相反。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的技术冷战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危机也是一个“机会”,即中国的技术创新的机会。正如李约瑟博士在其多卷本《中国科技史》所表明的,在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的技术远远领先西方。西方只是在近几百年里大大超越了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不过,今天的中国在改革开放数十年之后,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科技知识,中国不仅是最大的技术应用市场,更有成为最大的创新市场的潜力。

并且,只要继续开放,西方政府也很难完全阻止科技知识的流传。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更是意味着西方技术发明的成本会大大增加。尽管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比例上小于美国,但中产阶层的绝对规模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能力,没有资本乐意放弃中国市场。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加快“走出去”,而美国也很难再次走向“孤立”,因此,两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迎面相撞实为必然。美国既没有能力和办法来改变中国,也没有能力和办法来围堵中国,未来的中美关系可能呈现出“一个世界、两种体系”的局面,即存在着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都具有开放性,具有一定程度的交往,而对其他国家而言则是选择问题,一些国家和美国交往多一些,另一些国家和中国交往多一些,更多的国家则是两边都交往,以求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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